上世纪70年代，中澳老一辈政治家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勇气，作出了建立外交关系的重大选择。 1972年中澳两国在巴黎签署的建交联合公报为两国互利互补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owan Callick 带我们回顾这一重要的历史。

1972年12月21日，澳大利亚驻法大使艾伦•雷诺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黄镇在位于堪培拉拉卡兹街的官邸音乐厅内会晤。经过一个25分钟的仪式，双方代表各自国家签署了联合公报，由此两国同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公报称：”两国政府决定在行政程序和实际安排完成后尽快互派大使，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法在各自首都为对方外交使团确立机构和履行职务提供一切必要的措施。”

大使们之前已经进行了九小时的磋商来确定终稿。主要症结是台湾问题，澳大利亚最初从1966年哈罗德•霍尔特总理任职期间起就一直向台湾派遣大使。

皮埃尔•特鲁多时期的加拿大在1970年曾经是西方联盟（除了很早承认中华人名共和国的英国之外）中第一个转变认识，承认北京的国家。有声明称：”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注意到中国政府的姿态。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澳大利亚起初试图采用相似的措辞，借此”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湾的宣言。但是这次，北京不愿再退让，所以堪培拉接受了这样的措辞：”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的态度，即台湾是中国一省，并决定于1973年1月25日前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这样，加拿大”注意到”澳大利亚后来”承认了”什么。

雷诺夫（不久之后成为外交部部长）这样谈到公报的签署：”整个过程充满了幽默，气氛也很好。尽管在很多点上的对话都有些艰难，但是双方政府都决心尽快解决问题，并决定协调彼此的速度。” 他说中国大使讲话”开诚布公。几乎感觉就像与美国人（坦率、坚韧和努力）在谈判。”

高夫•惠特拉姆作为在野党领袖曾率领一支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于1971年中期访问中国，那时自由党总理比尔•麦克马洪曾说过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

访问之后，中国长期在位的周恩来总理受到了一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电报，电报中提到澳大利亚工党”急切盼望派遣一支代表团到中国来讨论贵政府有兴趣与澳大利亚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条款”。

在随后开创性的访问中，澳大利亚代表团突然被告知周恩来（时年73岁，文化大革命继续造成社会动荡之时，毛泽东少数仍然信赖的同志之一）将于某晚九点后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他们。周恩来用英语分别问候了每一位代表团成员。九名记者被邀请参与了这个持续了105分钟的”私人”会见。

周恩来歪曲地提到了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访华，惠特拉姆和其他澳代表团成员把它当成是这个冷幽默总理的一个笑话。但这并不是笑话。两天之后，周恩来同在此地与尼克松的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会谈，他正计划总统于次年的访华。

工党于1972年12月2日赢得大选。仅仅三天后，惠特拉姆就宣布他已经委派雷诺夫与中国总理展开磋商。这是他最优先考虑的外交事务。

雷诺夫被黄震告知惠特拉姆在他的访问中已经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说：”周恩来总理给予惠特拉姆的高度尊重显然是推动谈判迅速达成圆满的一个因素。”

昆士兰州的行政长官潘妮•韦斯利在布里斯班举行的一个庆祝中澳建交四十周年的聚会上提到，作为当时在巴黎的一个年轻外交官她曾经见证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磋商”。

资深商业领袖安德鲁•格林韦德阁下在墨尔本澳中商会晚宴上说，他曾于1972年4月写信给麦克马洪总理，说服他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回应却只是”啰嗦的信件”和”汉弗莱爵士发表的纯理论”。

惠特拉姆成为总理不久之后就宣布他将承认中国，一名他的高级成员拜访了安德鲁先生，并研究了可以加入澳大利亚第一支赴中贸易代表团的成员名单。

代表团由必和必拓集团主席伊恩•麦克伦南先生带队，包括了肯•迈尔、诺曼•科尔斯、阿德莱德的霍华德•米歇尔、联邦储备银行的哈利•奈特、吉姆•凯博和作为政治领袖的贸易部长吉姆•凯因斯。

他们于1973年5月13日从香港穿过罗湖桥国界。”当我们等候火车的时候，我记得肯•迈尔坐在站台的地板上，戴着耳机温习着他的普通话。我已经储备了一些汉字（当我们等候如厕，不得不在没有英文标识的男厕和女厕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这就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技能了）。”

然后，他们从广州飞往北京，一抵达机场，诺曼阁下就被误认为是跟他体格很像且同机的第一任美国大使。这样澳大利亚代表团走下红地毯时至少握了五十双手”直到我们的秘密被发现”，安德鲁阁下说。

第一任澳大利亚大使，史蒂芬•菲茨杰拉德会见并欢迎他们来到他简陋的也是后来的大使馆（北京饭店464房间）。

安德鲁阁下说：”我们在中国从南方到辽宁沈阳和鞍山旅行超过四千英里，在辽宁沈阳和鞍山那里，我们是当地人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看到的第一批白人洋鬼子。”

“代表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周总理的会晤。他能熟练地讲五六种语言。在某一场合下，他有礼貌地打断了他的翻译来暗示意思上的细微差别：‘我不是在预期澳洲航空的班机飞到北京，而是在盼望他的到来’我感觉1973年他在管理那个地方。”

安德鲁阁下用一首很合适的五行打油诗结束了他的讲话：

从前有一个代表团来到中国，
高夫•惠特拉姆认为其意义非凡。
说着澳洲式的你好，
他的确赞扬了毛主席。
你还能想到任何更好的事情吗？

维多利亚澳中商会创立和早期成员在四十周年前夕再次开会来评介回顾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它们包括詹姆斯•凯博、托尼•考斯科、克里斯•王、约翰•克罗恩、唐纳德•爱德华兹、罗宾•钱伯斯、比尔•奥谢、迈克尔•博因特、吉姆•绍特、贝瑞•怀特和Gim-wah Yeo。

第一批贸易代表团代表的主要企业于1973年组成了澳中工商业合作委员会(ACBCC)。

然后，为了进一步满足中小工商部门的要求，1977年澳中工商联合会（ACCCI）由包括迈克•塞缪尔（一直在中国经商）和达西•卡特（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内的 一些商界人士于悉尼成立。博因特和约在那里参加了一个会议，并被要求帮助建立一个维多利亚分支，后来他们的确也建立了分支机构。澳中工商联合会组织了一个贸易代表团于1978年访问了上海、北京和广州，那时他们被邀请参加由共产党领袖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晚宴来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华诞。

回国后，他们在一个吸引了一百多人的会议上决定创建维多利亚澳中工商联合会分支机构。不久之后，布里斯班分部也随之成立，然后是南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最终澳中工商联合会和澳中工商业合作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今天的巨大机构–澳洲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考斯科说他的家族自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同中国从事裘皮贸易，当他开始进入到这个国家，一个朋友建议他随身携带一本毛泽东语录，来表示支持和帮助。

他就这样做了，他注意到据说国家之间的贸易应该是平等的。他解释道他已经完成了购买，但却没有销售合同。”他们第二天就跟我签订了一个销售合同。”

他说当澳大利亚人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之时，”我们就受到了这样的礼遇，但是当他们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的中国同事则常常被自行其是。

迈克尔•博因特说：”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赋予了我们任务，要我们从中国回来时向他们报告”–尽管他们看不出他们所报告的内容可能会有什么价值。

他们的中国商业伙伴解释道他们也必须向他们的公安机关汇报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商人的事情。

克里斯•王（他的父亲几十年前在墨尔本开始大规模经营家族企业）说道：”1972年中国海外华侨开始回国是很困难的。我们不得不住在三等旅馆”–当几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国营的时候，来听当局的安排。公司的澳洲经理被订了一等旅馆，并且在努力想办法让他们的老板住得更好。

中国开放的早些年的是设宴的鼎盛时期（有很多茅台祝酒），期间多数交易参数都得到许可，而细则将在第二天早上更为正式的办公室会议中来最终确定。

四十年来，先驱者们十分骄傲自己帮助落实了在中国的基本贸易架构，中国最终成为澳大利亚目前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

Rowan Callick是澳大利亚人报的亚太版编辑。

图片由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提供。A6180, 11348420，高夫•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