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在澳大利亚的支持率可能在下降，但是她最近的中国之行在加强澳中关系方面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功。罗万•卡里克为您讲述。

我发现自己最近赶上了评论维多利亚歌剧院五月中旬的剧目《尼克松在中国》的热潮。这部出色的歌剧创作于1987年，是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作品第二次在澳大利亚上演，剧本作者爱丽丝•古德曼对这段历史做过深入研究，剧中歌词令人振奋。

古德曼说，这是一部”英雄歌剧”，而不是讽刺剧。

英雄情怀是指那些人即使到了晚年，在这里指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也一直怀有他们青年时代实现的或未实现的雄心壮志。他们不是安于已取得的高度和成就，而是冒着所有的风险，穿越巨大的鸿沟，同世界握手。

在澳大利亚的情况是，高夫•惠特兰（Gough Whitlam）在1971年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访问中国，在1972年当选后就指示将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并在1973年以总理的身份访问了病中的毛泽东。这些举动都冒着极大的风险。

相反，总理茱莉亚•吉拉德最近对中国的访问却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和紧张局面。她的前任陆克文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了西藏人权问题，并希望做中国的诤友，而给两国关系注入了一丝分歧。吉拉德可不打算重蹈覆辙。

但这次访问的确涉及到组织与承诺。

澳大利亚的一些总理的行事作风在国内不受欢迎，但与堪培拉论战不止的生活相比，在国际事务中却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甚至有时在国内政治和民意测验方面回报更高。吉拉德也是一位这样的总理，这一点也许这并不令人惊奇。

商界批评家有理由抱怨，两次访问时隔两年，她耽搁得有点儿太久。

但是几乎没有人否认，这次访问相当成功。当然，此次访问恰逢博鳌论坛，由于其他十几个国家领导人也必然同时造访中国，降低了访问的影响，抵消了相当积极的方面，也使同类事务产生脱节。

不过，她确保了两个关键性的胜利。这些胜利的价值因甚至刚从澳大利亚出发就在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商业代表团而得到至关重要的肯定和加强。

每一个关键部门，特别是每一个大公司都派出了主席或首席执行官级别的代表。这表明，澳大利亚商界认识到中国经济重新平衡的影响，并为贸易投资开拓新的机会和领域。

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六个国家级党校之一）演讲时，吉拉德做出了此次访问中最重要的声明，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和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将为两国贸易开展人民币和澳元直接兑换业务，此前都是通过非美元莫属的第三方货币进行支付的。

此举将使贸易成本更低、更便捷，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大型的资源合同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用美元结算。

吉拉德也带去了一个高级政治代表团。陪同她访问中国的有：外交部长鲍伯•卡尔（Bob Carr）议员，贸易部长克雷格•爱默生（Craig Emerson）以及金融与养老金部长比尔•肖顿（Bill Shorten）。

时机也很好。在北京，吉拉德是首批与新任总理李克强会谈的外国领导人。并且，早些时候在博鳌，与刚刚成为主席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习近平会谈。

习近平主张让两国关系达到”新的高度”。

因此，吉拉德和李克强在北京会谈时的确这么做了。两位总理一致同意每年举行总理级领导人会谈，以及部长级经济、外交和战略对话。可能这些会谈会建立在双方已经参与的多边事务范围内，但该协议意味着只能选择一些重点问题。即便如此，很多国家可能还要排队和中国领导人会谈呢。

会谈中，双方领导人还同意，就碳交易问题开展共同研究，澳大利亚同意帮助中国旅游者享受在机场的”Smartgate”快速护照通关。并且两国同意就一些援助项目进行联络，包括开发和试验抗疟疾药物，抗艾滋病药物，以及可能从太平洋岛国开始的水资源管理项目。

双方防务协议也得到加强，包括两国海军计划开展一次友好军事演习。首届澳中军事友谊和文化周也将于今年九月在堪培拉举行。

这次访问取得的成果远超预期。

从中国的角度看，如同新华社在报道中描述的，新协议表明一种预期，即澳大利亚将因此并且在今后，开始更多根据中国的思考和行动进行调整。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说，”尽管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同美国空军合作，但其已将自己定义为亚洲国家，并认识到中国在亚洲举足轻重的地位”。吉拉德在亚洲问题白皮书书中也释放了这样的信号。

Lowy学院东亚项目负责人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一直主张创建一个高级别论坛。 她认为，现在澳中领导人将不得不超越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增进了解，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商业态势格外活跃。澳中商务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了第三届澳中经贸论坛，澳大利亚商务部也组织了高级商界领袖论坛。二者都正在成为两国商界人士建立联系、收发信息的重要平台，并且吸引了中方高层参与者的注意。

目前的挑战是为在政治和商业领域建立新的论坛提供有分量的内容。现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达成一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每个工作重点清单上的首要任务。

贸易部长Emerson在访问中国后不久，在墨尔本举办的农业商业展览会上透露，澳大利亚长期坚持的综合协议现在已经放弃，而是赞同”迷你包”，简化的自由贸易协议。澳大利亚将重点集中在农业上，尽管这对中方一直是谈判的症结。

Emerson说，中方的焦点集中在给所有的中国公司，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对10亿澳元以下的投资，豁免国外投资审核委员会的批准书。他说：”目前，我们还不能这样做。公众不会接受，坦白地说，反对党不会接受。”

他的话表明，随着我们谋求走得更近，两国之间还有很多需要协商。现在促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平台已经搭建好，只要我们将共同的利益延伸，并时而作出必要的妥协以取得进展。

*Rowan Callick是The Australian亚太版编辑，他的书《党派时代：是谁在如何运作中国》新近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