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人报》编辑罗万•卡里克（Rowan Callick） 写道：”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每秒都在增加，中国和世界经济都在依赖其持续地增长。”

新中国中产阶级每天每秒都有新成员加入。

一个世纪前，上海萧条时期， 只有外国人生活质量较高，如今的富豪是本地人，生活质量不再落后，越来越壮大的中产阶段队伍正在日益形成。

每天浦东最大的商场里人声鼎沸，这个商场英文译名叫”超级品牌商场”，中文名更准确点讲应该是”正大”，就是非常大的意思。规模是悉尼沃伦伽（Warringah）商场和墨尔本查斯顿（Chadstone）购物中心的二倍，周末平均每天有30万人穿梭在这13层楼里。

我在上海与一些典型的中产阶级人士接触过。3亿消费者的价值、品味和行为会决定中国经济的命运，也会决定世界经济的未来。这些人生活在一亿家庭中，年收入在1万到6万美元之间。

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世界之最，他们体魄强健，这是”中国时代”，全世界需要了解在中国谁是关键，什么最重要。

理想抱负体现了主要目标。这些人渴望机遇，期待生活更加殷实，但他们不是狂热的消费者，其直觉仍然是先存钱，他们已经学会了首先依靠自己。

在老法租界的步行街里，我遇到了22岁的顾鲁萍，她在一家名叫”莲花池”的印度餐厅做接待员和收银员，这家餐厅坐落在一条宽阔长廊上，长廊上的饭桌隐蔽在古树树荫下，这里在过去属于法租界。

她不逛街，不买东西，存钱准备做生意，她说：”我想独立”。为了这个目标，她每周一次去夜校学会计。

她的老板朱江宜，30岁，总是轻松自在地同客户和员工们聊天。他放弃了公司设计的工作，总是梦想着能开更多的餐厅。

朱留着长头发，戴着耳钉，典型的波西米亚风格。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五年前，他第一次去印度次大陆旅行，发现了印度菜。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设计，但他说，在中国，做设计者很难赚到钱，”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设计理念往往会被盗用，那些公司不在乎这些理念是哪儿来的。”他自己设计了餐厅的椅子。”但是如果我出售这些椅子，有人就会做得更便宜，廉价出售。”

人们还给他设计活，但他会把工作交给妻子，因为他需要呆在餐厅里，他雇佣了两个印度厨师。

他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印刷厂，希望他能接管工厂，”但是这个行业我一点也不懂。”

有的家庭考虑移民美国，但是朱说”在中国比美国赚钱容易，我喜欢住在中国。”

他和妻子有一所公寓房，开着一辆切诺基，正打算换一辆丰田。”虽然有点贵，这儿什么牌子都贵。”他们还没有孩子，但正在计划中。

从印度旅行回来，他开了一家印度餐厅，这样的餐厅这座城市只有40家。他大多数同学都在公司当职员。”他们得听老板的。在这儿，我就是老板。”

孙露，28岁，在一家外企当高级分析师，不久前刚跟女友分手，下次，他希望能找到结婚对象。他说，尤其在大城市，有房子才能结婚，房子通常由男方购买，他觉得，如果在金融界几年里都没有起色，”我就准备接受家里安排了。”

有时候父母想为儿子介绍合适对象，到处分发简历。

他开玩笑说：” 女孩子们都想找高富帅， 而女孩子们都需要是白富美。”

像顾一样，孙露在寻找投资机会，他说”花钱要有节制。”

“年轻的时候最好节约点，上海是个疯狂的地方，有多少钱都能花出去。”

孙露看电视喜欢看足球、篮球和音乐节目，但不喜欢政治节目。”无论谁当领导，我都无所谓，关键是要能改善我们的生活。”他主要通过电脑或手机上网来获取需要的信息。微博（中国的推特）中关注对象有100来人，有歌手、影视明星、运动员、企业家等。

多数中产阶级人士思想独立，不喜欢让本国政府或更广泛的世界仅仅将其视为”经济团体”， 他们也追求精神生活，基督教和复活的佛教在中国中产阶级中很受欢迎。

法国人布里顿•保罗是敏特尔市场咨询公司顾问，中国优秀消费专家，来到中国20多年了，他说：”许多中产阶级人士考虑范围跨越‘获得’，他们想表现出‘给予’ 的一面， 在慈善还是新鲜事物的市场中，慈善举动弥足珍贵。”

“过去全是关于年轻人的事 ” 他说。

“现在都变了，人口学显示，中国将面临老龄化”。他说，中国消费者开始相信互联网，尽管信用卡市场花了很长时间才起步，但还款率超过了多数其他亚洲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副产品。”能继承债务的家庭成员越来越少。

百货商店的生意仍然很兴隆，”因为房地产开发商经营商场，而且每个百货商店都有网上业务。

我的青年朋友、《连接中澳》专栏作家、澳大利亚人杰夫•廷克在上海工作，负责中国各地的奢侈品牌事件。他举了保时捷汽车的例子。全球10个保时捷购买者里9个在中国，而且顾客平均年龄比澳洲这样的西方市场顾客年轻10岁。

这就是快行线上的生活。